29 201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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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中国香港暴发雨伞运动，市民抗议要求行政长官的选举实行：真普选。抗议市民进一步占领街道和广场，用雨伞遮挡防暴警察的辣椒水喷雾，占领坚持了超过2个半月，有 120 万人参与，人数接近香港人口的1/6 。但是他们的诉求全部失败，最终被7000名警察以警棍、催泪弹和辣椒水驱离，双方超过400人受伤包括26名记者。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残存为这个国家唯一还能抗议的一个城市。从欧洲的皇室到日本的天皇家族，没有谁能如此傲慢的对待国民，英国移交香港主权不到20年的时间香港的行政长官们就重新树立了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他们换了主子，想不傲慢都不可能。

在大陆GPD不断上升的背景中，香港的GDP相比大陆，从超过1/4下降到不足3%，并且没有交税，因此更为无关紧要。

全身装备形如异类的香港防暴队员采用古罗马军团的战术，盾牌警棍、防毒面具催泪弹，用辣椒水喷射面部，用警棍打断手脚。簇拥在防暴队员的对立面，学生仔冲向冒烟的催泪弹落点，把矿泉水倒在催泪弹上，部分冷却的催泪弹可能停止发烟，同时他们的同伴跳过来用垃圾钳把弹壳拣入垃圾袋。催泪弹的烟雾伤害眼睛，令人呼吸困难，这种烟雾沾在皮肤上也会引起灼痛。

当官员、商人和黑社会为了更高位置向金字塔上爬去的时候，防暴警察永远占有武器的优势，这是无法改变的，市民无法承担同等的武器成本。除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还有资金和专业装备，还有无数愿意领取五毛钱来对着香港人骂出一句脏话的人。然后，更大数量领不到五毛钱的人也开始恶毒的向同一个方向咒骂。

中共轻松的请香港人前来面对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事实：他们的自由抗争被十亿同胞仇视。

想要和平请愿的机会？想要保留非暴力的机会？绝对没有可能。十亿张仇恨的嘴巴，十万亿美金的GDP，将让你们毫无机会。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每年只有六千亿美金的(预算)力量，香港人，几乎毫无机会。

底层市民需要更低成本的武器：做为真相的知识和常识。用更低的成本战斗，在更长的时间里，让上层人输掉这一场战争，这就是知识成本降低之后的历史趋势。这一个趋势让社会底层所有的人拥有新的武器，哪怕他贫穷、脆弱、无力和无助，他都将拥有这样的武器 : 极低成本的知识，理智、常识和良知。

更低成本的真相是底层博弈的最终武器。不断降低的真相成本，让真相比垃圾成本更低。就这样让金字塔顶层崩溃，落入红尘，无可避免。

习近平执政初期就开始大力反腐倡廉，一度人们以为他是革新之主。而且他在治理污染和环境保卫方面似乎也让人们看到了雷厉风行的成绩。

此时，让我们截取一段普通的时光来体会中国社会，很普通的情境。老李和他老伴都年近五十，在小区门外经营一间快餐店。每天从凌晨五点到夜里十一点，买菜备料洗菜煮饭，收拾桌面洗碗刷锅，餐馆里就是这些繁琐的事情，水煮油炒、煎炸蒸烤之类的，连续不断的操劳本身长年累月的大量持续着就积累成为令人吃惊的一种苦役，但是街头巷尾的小餐馆里多数都是这样的。早上五点起床干活其实不算早，晚上十一点打烊也不算晚。从人类生理能够承担的劳动量来说，这看起来是可以让人身体迅速损耗报废的劳动压力，所以这样的餐馆常常都是家庭经营，只有自家人才能相互信任相互照顾着做下去。白天人少的时候老两口换着休息一会儿，玻璃门外停着电单车，车后绑着一个买菜送货的大箱子，车子停在门口的时候始终插着电。

两人的生意不算差，收入其实比餐馆后面的小区里的很多人都不少，但是除去每日的辛苦和为了吸引顾客需要付出的心力与笑脸，他们头上有多少能管到他们的政府机构呢？首先是审批机构，工商许可、营业执照的申请和年审，卫生许可、市容市貌管理、消防审查等等对老李来说都是官爷们。然后是执法部门，安全环保、食卫检查，这些是权力机构，随时都可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整顿。然后少不了的是收税和查税，再有一些似乎不相关的官方机构比如文明城市建设、节约粮食行动落实、发展教育甚至发展体育的都可能来餐馆，他们当然不是来付钱吃饭的，他们是来推动自己的工作的，但是对于老李来说就至少是一个也不敢得罪。就是旁边小区里物业管理的保安，如果来个凶吧吧的也可能白吃白拿，这种情况做得久了就自然的见到了。这还是个小保安，连保安队长都不是，他们上面还有派出所片警和其实不算警察的街道辅警呢。一个派出所所长也可能就是个科长，上面还有得爬呢。

这些层层盘剥和欺压也不说自己就是层层渔网一样的东西，他们还常常推行亲民服务呢，不管怎么样微笑上门总比明火执仗好，逢年过节来收个红包总比捏着拳头来收保护费好。

平时店里也少不了会见到收破烂拾荒的，开个店就知道社会上有多少穷人悄悄走过了。老李自己当然不会挨饿，他们也不想听什么在夹边沟当年如何一个接一个饿死臭老九的所谓真相，他只是听家里老人说过大饥荒时的故事，如果有人和他讲什么社会不公之类的反贼言论就比对牛弹琴更不堪，老李更本不想听，睡觉都没时间还听这些。

而那些360度管得着老李的小店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盛世里让人被紧紧的束缚着不敢听不吱声只能赔着笑脸俯首求食的人们，他们在体制里也都是最底层的小虾米。在过去几年地方经济是政府业务中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会有很多政治性的任务比如安全、环保和政治学习，这些都可以变为领导考查业绩做人事调整的借口。一旦有人事变动，小虾米们就全部置身局中了。工作表现可能会被灵活评价，维护好背景关系才有更硬的支撑，最直接有效的是送钱，但是如何才能送到合适的价格？而且从体制来说，反腐部门才是更强的权力组织，送钱绝对是高技术高风险，在准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送到合适的人手里，不然就几乎是去送头了。

有没有人能够一路准确的踩对台阶在金字塔上爬到高处？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是这种人决不是正常人，在一个复杂而且不可能光明的巨大的层次的人事系统中，暗中的关系交织得好比是不透光的过千层的植被，我们知道体积为14亿人的金字塔高度如果分个18层的话每一层都有72人高的台阶，就这样从底层一路踩上去的人如果出现了，他展示的才华也是对人类绝对无益的。毛泽东邓小平也许可以做两个例子，但是这两位是在世界大战和苏联完全支配了中国局势的时期在战争中升起的历史人物，那个民国到二战的时期中国的金字塔是在碎裂和重组的状态中。

现在是和平年代，在这个层层叠叠的社会里老李的小餐馆都不算是最底层。上上下下一层一层都是各种套路，一个人不去害人就被人害了，包括老李和他老伴，他们炒菜的时候就用推销送货上门的精品食用油，这些大桶的炒菜油价钱便宜一半，添加了浓郁的香精，他俩当然知道这是损害健康的油类，可是不用这种损人利己的原料有时候再辛苦也是赔钱。

那些体制内的小虾米都和老李隔着至少一层，他们有自己的辛苦。有人会说就算在体制内不求上进也可以混，那种情况如果不是运气太好就是恰好处在合适的关系网中，不然就像是说污水坑里自己可以做一股清水一样。这样说的人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无耻，甚至就算是真的也是一种平庸之恶，这种恶业就和纳粹时期集中营里的公务员的无知一样，最可恶的一种杀人犯就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杀了人。这个社会中的人类就像是鱼摊上等待宰杀的鲜鱼，鱼贩不会对鱼的生命给予任何关注，去鳃除鳞开肚称重都不带感情的。当一个人变成这条鱼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地狱了。当人们都变成鱼或者鱼贩子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了。同理，当尼采抱着一匹马陷入永远的失智时，他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失效了，人类在极权中的命运就是那匹马，是老李和他眼中的老爷们，也是鱼摊上的鱼，这都是一个道理。

层层叠叠的官僚组织应用的是同一个原理，权力的法则。这唯一的法则让人们以各种阴谋阳谋以人间百态完成堕落，教育机构也不例外，金字塔内没有什么例外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任何一个所谓服务人民的行业和机构都是一样的。比如教育一般来说是有正面意义的行业，但是在愚民社会中它们其实是很卑鄙的毁人不倦。社会科学方面当然是因为政治原因腐烂了，不少人会以为理工科教育应该是和政治或者传统文化保持较大距离的。其实却没有例外，问题的根源在于极权体制消灭了人们证伪的能力。学生学习的是记忆答案的能力，获得的是服从奴役的服从性，这甚至会成为学生们新的本能。科学要求的是能够面对事实的严谨逻辑，但是金字塔里没有逻辑存在的空间，理工科的学生们同样失去了发现教育将使自己将成为愚民奴隶的事实的机会。当学术机构变为权力的附庸之后，各门学科的老师和学者都无可避免的成为服从权力的爬虫。比如大炼钢铁时没有学者能够说明炼钢的正确方法，亩产一万斤时，也没有学者能够指出这是编造的数据。数理化方面的学生或者学者如果还以为自己可以不做爬虫专心研究，这种可笑的广泛流行的幻觉就像是以为自己可以去真空中呼吸一样。

极权三角形内就是个地狱，这是可以用几何原理推导出来的结论，地狱里如果有任何希望出现的话其实都是幻觉。

2015年5月，美国人纳殊， Nash, 车祸去世，他在这一年获得阿贝尔数学奖，之前在1994年获得过诺贝尔奖，他是11位关于博弈论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1970年他就已经陷入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其实不是贬义词，只是令人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许多大学者都得了这一类病。

2015年7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为叙利亚总统提供提供直接军事力量。叛军再无机会，不管他们是残暴的ISIS，还是幼稚的自由战士。

俄罗斯拥有地球表面最广大的领土，俄军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常规战力也继承着一个最庞大的核武器库。然而超过1.4亿人的俄罗斯经济现在依靠能源出口维持， GDP逐渐被韩国超越，俄韩都在大约1.5万亿美金GDP的区域内。韩国人口过5千万，是俄罗斯的1/3+，在苏联解体前后至今的30年里，两国共2亿人也就是说至少有2亿个故事就发生在两条GDP曲线相互接近的时段上。苏联的解体对中共而言曾经是巨响的警钟至今让中国的统治者心有余悸，中(苏) 俄的历史渊源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影响中国14亿人最深的外来力量。